胡耀邦(1915-1989)(1-3)

第一卷
第一章山乡少年001
一、农耕之家/001
二、勤勉好学的九伢子/005
三、迎着星火走去/008
四、踏上革命征程/015
第二章苏区的磨砺021
一、活跃的“红小鬼”/021
二、蒙冤“AB团”/025
三、渐露头角/031
四、告别红都/035
第三章不怕远征难038
一、带病行军/038
二、险过封锁线/041
三、遵义负伤/045
四、生死跋涉/049
五、踏上黄土地/058
第四章陕北十年060
一、走入毛泽东的视野/060
二、重返青年工作岗位/066
三、抗大深造/070
四、向毛泽东约稿/075
五、统战与斗争/078
六、年轻的总政组织部部长/084
七、七大的洗礼/088
第五章戎马岁月（上）094
一、踏入华北/094
二、纵队政委，初战集宁/098
三、千里驰骋，三战三捷/103
四、坚守保北/106
五、会战清风店/110
六、激战石家庄/113
七、庄疃大胜/117
八、“牵着笨牛的鼻子跑”/121
第六章戎马岁月（下）124
一、来到太原前线/124
二、造成强大的心理攻势/131
三、策动黄樵松起义/136
四、愿跟彭总学打仗/140
五、“为华北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146
六、转战大西北/156
第七章主政川北164
一、从马上到马下/164
二、初临南充/169
三、“让人民有批评的自由”/174
四、肝胆相照/179
五、造就一大批干部/185
六、剿匪、“镇反”严格掌握政策/191
七、“土改发展正常，甚慰”/197
八、“三反”“五反”在于改造社会，移风易俗/202
九、“恢复和发展生产永远是第一位的”/207
十、切实关心群众生活/214
十一、尊重知识分子，发展文教事业/216
十二、奉调进京/224
第八章青年战线上（上）227
一、小伙子上台/227
二、独立开展活动，投入经济建设/235
三、“宣传教育工作是团的工作的灵魂”/250
四、“扫除窒息群众创造性的作风”/258
五、“勇于独创，办出特色”/262
六、“把少年儿童带领得勇敢活泼些”/270
七、有声有色的外事活动/275
第九章青年战线上（下）284
一、八大以后/284
二、保护团干部/293
三、“跃进”中的蹒跚/297
四、“穷年忧黎元”/307
五、严格自警自律/315
第十章下放湘潭319
一、请缨赴湘潭/319
二、少小离家老大回/327
三、四个“大抓”/336
四、立足在“帮”/338
五、“杭州会议”之后/342
六、胼手胝足下乡忙/351
七、不能忘记青少年/356
第十一章主陕纠“左”360
一、陕情堪忧/360
二、走马到职报陕情/364
三、纠偏带来转机/369
四、安康布政/374
五、“四条”闯祸/382

第二卷
第十二章“文革”磨难389
一、飞来横祸/389
二、改组之后/397
三、“牛棚”囚禁/404
四、“发配”黄湖/410
五、幽居的日子/419
第十三章整顿科学院424
一、再试身手/424
二、起草《汇报提纲》/436
三、苦心经营/440
四、又被打倒/446
第十四章在中央党校拨乱反正453
一、“中兴伟业人心为上”/453
二、停止“批邓”，揭批“四人帮”和康生/456
三、在全国形成平反冤假错案的舆论/458
四、“十二级台风面前要挺住”/464
五、以实践标准检验“文革”/466
六、创办《理论动态》/470
七、一个“阵地”一个“模范”/477
第十五章组织路线的拨乱反正482
一、组织部要办成“党员、干部之家”/482
二、敞开大门，热情接待来访/485
三、要恢复干部的工作权利/489
四、一个“干部师”走上四化前线/491
第十六章平反冤假错案497
一、以“两个不管”抵制“两个凡是”/497
二、突破“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506
三、撤销“中央专案组”/512
四、研究“右派”改正问题/514
五、拉开改正“右派”的帷幕/517
六、“错了的都要改正”/522
七、刘少奇等案的平反/526
八、让阳光消融冻雪/529
第十七章真理标准大讨论536
一、审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536
二、邓小平等的领导和推动/542
三、真理标准讨论向深入开展/550
四、三中全会高度评价真理标准讨论/555
第十八章中央领导层的更新562
一、中央工作会议/562
二、十一届三中全会/576
三、进入中央领导层/581
四、坚持集体领导/585
五、健全各级领导班子/592
六、努力推进新老交替/594
第十九章理论工作务虚会610
一、贯彻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610
二、突破禁区，直指“左”倾错误/615
三、敞开思想，深入探讨重大理论问题/617
四、推动解放思想和发扬民主/623
五、“四个坚持”/625
六、真理标准问题讨论的继续深入和“补课”/630
第二十章总结三十年历史经验635
一、“回避不了的大事情”/635
二、“把功绩说够，把错误说透”/640
三、起草历史决议/647
四、揭示三十年历史/653
第二十一章十二大开创新局面658
一、十二大的主题/658
二、二十年“翻两番”的战略目标/660
三、坚持改革开放/661
四、党必须在宪法范围内活动/664
五、一批新人进入中央委员会/666
第二十二章尊重知识尊重人才672
一、“团结教育改造的方针不适用了”/672
二、把知识分子政策落到实处/677
三、知识分子的知己/685
四、为统战对象落实政策不能含糊/689
五、“肝胆相照，荣辱与共”/692
六、期盼国共第三次合作/697
第二十三章繁荣新时期的文艺创作701
一、办好“服务站”/701
二、总结经验，拨乱反正/707
三、繁荣创作要排除“左”的障碍/712
第二十四章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723
一、排除“左”的干扰反对封建残余/723
二、努力探索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方法/726
三、马克思主义是发展的科学/732

第三卷
第二十五章端正党风加强党纪735
一、为健全党的政治生活制定法规/735
二、党纪教育是纪委的职责/743
三、反对干部特殊化/747
四、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750
五、率先垂范/762
第二十六章五个“一号文件”768
一、“把政策搞对头，农民才有积极性”/768
二、安徽、四川两省的生产责任制实践/771
三、总结“学大寨”的经验教训/776
四、给包产到户的农民吃定心丸/780
五、稳定和完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785
六、发展商品生产，农民才能富起来/787
七、促进农业结构改革，把农村经济搞活/790
八、深化农业经济改革/795
第二十七章想方设法让农民富起来801
一、放开眼界搞农业/801
二、“田土山水要万紫千红”/804
三、多种经营促进粮食生产/809
四、让千家万户自己作主/812
五、民富国强是最大的政治/815
六、对乡镇企业要“放水养鱼”/818
第二十八章开发西部824
一、来自实践的战略构想/824
二、探求西部贫穷的根由/828
三、“反弹琵琶”实现生态良性循环/831
四、畜牧业要大发展/837
五、“靠山吃山”多种经营/839
六、实地考察西藏/842
七、“再认识”西藏/848
八、倡导深入实际新风/850
第二十九章全面整党855
一、总结历史经验，确定整党方针/855
二、分三期的重点各有不同/858
三、统一思想着重于解决现在的问题/861
四、向不正之风开火/865
五、坚决而慎重地清除“三种人”/867
第三十章对外关系871
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871
二、理性认识美国/874
三、推进中日友好/875
四、与各国友好合作/881
五、为建立新型党际关系而努力/887
六、倡导新的外交风格/891
第三十一章全面改革896
一、四化建设与改革问题/896
二、“生产目的”讨论/909
三、推动经济体制改革/913
四、各方面的改革逐步展开/923
五、改革要从一件件实事做起/928
第三十二章精神文明建设933
一、抓文明礼貌/933
二、亿万群众的大事/936
三、十二大的阐述/941
四、主持起草有关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945
第三十三章政治体制改革950
一、“让人民享有民主权利”/950
二、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第一步/952
三、从执政党自身做起/954
第三十四章最后岁月957
一、辞去总书记职务/957
二、读书/958
三、心系民富国强/962
四、诗词吐心声/970
五、“党群应是鱼水”/975
第三十五章与世长辞983
一、政治局会议上突发心梗/983
二、举国同悲/986
三、十里长街送亲人/1003
四、青山绿水伴忠魂/1006
附一:胡耀邦生平大事纪年1014
附二：本书征引和主要参考书目1050

    第一章 山乡少年
    一、农耕之家
    1915年（民国四年）11月20日（农历乙卯年十月十四日），胡耀邦出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中和乡一个贫苦的农耕之家。
    浏阳地处湖南东部，毗邻江西。由于是在湘水支流浏水之北，故名浏阳。三国时属吴地，开始设县，隋时并入长沙县，唐时复置浏阳县，元中叶升为州，明洪武时复为县。浏水全长234公里，发源于县东大围山，初为二溪，合流西南行，过县西名渭水，至县南名浏水，因县名而称浏阳河。复西行入长沙境，向西北汇入湘江，因此长沙城东门，亦名浏阳门。浏阳河逶迤舒缓，沿岸特产丰富，尤以夏布、花炮著称，近世更因一曲“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而为众所周知。
    古往今来，湖南三湘大地上，曾有多少往哲先贤、仁人志士，怀着忧国忧民的深情，发出激扬天地正气的呼声，做出报效国家民族的壮举，甚至以身赴死。从三闾大夫屈原的“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的悲歌，到船山先生王夫之的“宽以养民”的呐喊，千百年来，民本精神和慷慨捐躯的传统绵绵相承，历久不衰。同样在古朴的小城浏阳，这种传统也在孕育滋长，特别是近现代以来，更是志士辈出。戊戌变法中，“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的谭嗣同，以及他的好友、发愤“树大节，倡大难，行大改革”的唐才常，最后都挺身就义，他们都是浏阳人的杰出代表。这里民风质朴，民气刚烈，二十世纪初叶，革命风云激荡，浏阳虽然地处偏远，然而也已经感受到民主革命的气氛。民主革命以来，这里更是铁血壮烈，奔星有声，涌现了众多的政治家、军事家。
    胡耀邦就是在这样的历史和地域环境中出生、成长的。
    他的家乡中和乡苍坊村在浏阳南乡约四十公里处。从县城往东南，冈峦起伏，地势渐行渐高；经大瑶，过南川河，渐次走进群山环抱之中。这里属湘赣两省交界的罗霄山余脉，已经没有过于险峻的峰嶂，在条条山冲中，已有大大小小的村落出现。苍坊村，就坐落在这样一条山冲里。小小的山村依山傍水，红土壤山上生长着低矮的松杉和油茶，蜿蜒的溪流跳跃着穿过石滩远去，起伏不平的山间小径傍着块块稻田。十多户人家的泥瓦房、土砖房散落地依山而建，掩映在周围的竹木树丛之间。
    苍坊村东面一座小山叫笔架山，西面一座小山岭同它相对，叫作西岭。胡耀邦的祖居，就在这西岭山脚下。屋后是树木葱郁的山岗，屋前是一条叫作敏溪的溪流，清澈见底，长流不断。这是一座古老简朴的场屋，坐北朝南，泥土墙，茅草顶，据说始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中间正屋，相传是供奉祖先的地方，“祥钟淮海，秀毓苏湖”的门联十分醒目。两边的房屋由胡耀邦曾祖父弟兄两家分别居住，胡耀邦就出生在西屋东上房的卧室里。
    胡耀邦的先人来到浏阳县中和乡西岭定居，已四百余年。据《胡氏族谱》记载：约在明万历年间，被尊为“始祖建十公”的胡允钦（字建十，1569—？）从江西高安县浯溏村，携带家眷来到这里，从此扎下根来，繁衍生息，到胡耀邦，已是胡允钦第十二代孙了。胡氏的后代，除胡耀邦这一支世代定居这里外，还有的迁到浏阳的文家市、岩前、山枣等乡，更有的远迁到了攸县。
    从历史上的移民状况来考察，西岭胡氏应当算是客家人。顾名思义，所谓“客家”，即非本地土著。公元四世纪初叶，强大的北方少数民族频繁袭击西晋王朝，中原众多汉人特别是士大夫为躲避战乱，举族南迁，来到江南，其后唐末及南宋末年战乱之际，又有大批汉人渡江南下。他们往往成群结队，宗族乡党相随而行，颠沛流离，寻求条件稍好的地方，安顿下来，“客而家焉”，因此被称为“客家”。这样的“客家”人，以落脚于江淮、闽粤者为多。想当年，胡家也许是落脚于淮海、苏湖，以后辗转流徙，到胡允铭这一代又从江西来到西岭的。客家人由于艰辛备尝，有共同遭遇，身居异乡，需要互相扶助，所以他们崇尚团结，勤劳俭朴，有开创局面的奋斗精神，并且十分注重族人的文化教育。这些品格逐渐形成客家人的特征，世代相传。
    胡耀邦的曾祖父胡名钟（约1840—1885），字秀卿，号毓源。胡氏族谱中说他“幼勤诵读，通经史，弱冠早已知名”，是个乡间知识分子。村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在住所附近建了一个私塾，名“种桃书屋”，寓有培植桃李的意思，请族中有文化的人来教授本族及乡民子弟。他的儿子胡成瀚（1858—1896），字海文，号彰五，即胡耀邦祖父。据族谱记载，胡成瀚也是博通经史，崇尚圣道，能写古文，是族中有识之士。他一生倡导兴学济贫、修桥补路，在村中很有声誉，乡里间发生纠纷，常常请他来公断。只可惜此时家道中落，他尽力务农以维持生计，而不能专心于笔墨了。他三十八岁那年，续弦的妻子因病去世，他忧伤过度，不久也撒手人寰，身后撇下了两子一女。其中之一就是胡耀邦的父亲胡祖伦。
    胡祖伦（1882—1954）父母俱丧那年只有十四岁，妹妹才十二岁，弟弟祖怀八岁。族人帮助料理了丧事，然后由叔父胡成槛收养了胡祖伦，妹妹和弟弟由伯父胡成杓抚养。
    叔父让胡祖伦继续在学馆读书，同时也干一些田里的农活。虽然有叔父的照拂，胡祖伦却总是摆脱不了作为孤儿的苦寂，加上胡成槛也希望他能早日自立，因此胡祖伦刚到十八岁，就张罗为他完婚了。
    娶进来的是文家市镇五神岭黄花冲村的农家女儿，名叫刘明伦（1882—1967）。父亲刘大晋，以务农为主，兼做花炮。刘明伦也像那个时代的女性一样，自幼就缠了小脚。她纯朴厚道，吃苦耐劳。结婚以后，夫妻两人就回到西岭祖居安家，过着清贫的生活。
    在随后的岁月里，他们总共生育了十二个孩子，六男六女，但七个都是夭亡，只有三子耀福、四子耀邦和长女石英、三女菊华、五女建中得以成长。胡耀邦在十二个子女中排行第九，父母叫他“九伢子”。
    胡祖伦失怙之后，归属他名下只有几亩田土，原本就不宽裕，孩子却又一个一个降生，负担越来越重。而且时处清末民初，社会动荡，苛捐杂税名目繁多，加上灾害频仍，单靠作田已难以养家糊口了，胡祖伦不得不干起了挑脚的生计。每天一大早，他挑上箩筐快步赶到二十里外的文家市去，担起上百斤的煤，翻过几十里山冈，到东乡的鸡婆尖、高坪、石湾一带，挣几个血汗钱。直到胡耀邦十五岁离家参加革命时，四十八岁的胡祖伦仍以挑脚为生。胡耀邦晚年回忆父亲时，曾唏嘘地说：“我老爸有一根这么长的旱烟枪，他抽烟可厉害呢，他有时穷得桐子叶当旱烟抽。”“他老人家因长期挑脚，两只肩膀肿起两个好大的茧包哟！”
    
    二、勤勉好学的九伢子
    1915年11月20日，刚刚秋收完毕的胡祖伦家，又添了一个“九伢子”。
    孩子诞生后第三天，按照作“三朝”的古老习俗，胡家请族人和邻里吃饭。孩子的堂房三伯父胡祖仪也来了，他是乡里出名的饱学之士，又是私塾先生，颇有声望。胡祖伦请胡祖仪给孩子起个名字。胡氏一代代族人的取名，从先祖建十公起，便按宗法传统，制定了字辈谱，即：云谦甫育，元奇志中；名成祖耀，德厚家行；千年远绍，万代恒昌。胡祖伦下一代是“耀”字辈，所以先头几个男孩的名字都带“耀”字。胡祖仪按照这个规矩，并且寄意这孩子必有大出息，于是引用了《诗经？大雅？文王》篇：“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和《易经》里的话：“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给这初生的孩子取名耀邦，字国光。
    在这个贫困而多子女的家庭，小耀邦幼时的发育不算好。他的个头长得很慢；到了一般孩子都会说话的年龄，他却吐字困难，有些结巴。但他非常聪明，性格活泼。稍稍长大之后，他就常常随父亲和哥哥到山坡拾柴，或者到田里拔草。到收谷收薯时节，他更是奋力又背又扛，仿佛要跟大人比赛。他不贪玩，爱干活，伶俐懂事，所以深受喜爱。
    胡氏人家虽然世代以农耕为业，但重文尚教以求知书识礼是他们的家风。胡氏宗族早就设有公益性质的祀田，由族长管理，收入大部分用于本族儿童的教育，成立了泮宫乐育会专司此事。胡耀邦的曾祖父胡名钟所倡立的“种桃书屋”，就由祀田支持，凡是胡氏子弟都可以免费进这个私塾性的学馆接受启蒙教育。1867年（清同治六年），种桃书屋的房舍被一场山洪冲毁，学馆就暂设在胡氏宗祠，仍然是由祀田的专款开支先生的“束脩”和学童的学费。
    1920年，胡耀邦年满五岁，胡祖伦送他进种桃书屋“开蒙”。
    胡耀邦很有灵气，模仿力强。入学之前，哥哥胡耀福放学回来，背诵课文，他听过几遍，就能跟着背起来。哥哥练习写字，他也拿根树枝蹲在地上照着写。现在入学了，他更是兴高采烈。他家离胡氏宗祠大约一里来地，他每天早早就来到学馆，抹桌扫地，然后就摊开书本温习，静静地等着上课。他学习很认真，专心致志，虽然有点口吃，但朗读起课文来却朗朗上口，简单的对子也作得快捷工整。他入学后第一次考试就考了个第一名，使他的老师、堂伯胡祖仪满心欢喜，也顿时使同学们对他另眼相看。
    胡祖仪思想开朗，热心公益，注重文教，而又勇于吸纳新思潮。五四运动之后，他认为不能再用“四书”“五经”等陈旧学说教育族中子弟，于是积极创议开办新式学堂。在族中慎重商讨这个创议各个细节过程中，“种桃书屋”即将结束，新的学堂还没办起来，胡祖仪让儿子胡耀清带着六岁的胡耀邦到长寿村的琢玉私塾去暂读，那里的功课讲得扎实。长寿村距离苍坊村十多里路，好在有长他好几岁的堂兄照顾，胡耀邦的父母倒也放心。琢玉私塾的课程里有唐宋诗词，这又大大打开了胡耀邦的眼界，他对那些优美的、几近神奇的句子产生了浓厚兴趣。凭着他过人的记忆力，没有多久，就可以背诵许多了。
    到1922年，胡祖仪的新式学堂的创议获得通过，名为兴文小学的胡氏族学就此开办起来。这个学校不仅在科目设置和教学方法上不同于私塾，而且还招收女童入学，这在当地是破天荒的。胡祖仪担任了校负责人兼教师，胡耀清和胡耀邦也转回到这个学校来，胡耀清还当上了班长。
    胡祖仪很器重胡耀邦，在学业上和品德上都严格要求，常常用高年级的作业让他试做，给他辅导，课余则常常给他讲些杨家将、岳飞、戚继光、谭嗣同等爱国英雄的故事。这使得童年时代的胡耀邦就受到勤奋好学等良好习惯的培养和精忠报国精神的熏陶。
    1926年，十一岁的胡耀邦在兴文小学读完初小，到文家市里仁学堂读高小。
    文家市在浏阳县东乡，罗霄山脉西麓，紧邻江西，是一个很著名的集镇。里仁学堂就在文家市街上的文庙里。这座文庙兴建于清嘉庆十九年（1814年），后来在这里创办了文华书院，辛亥革命后改为立人（里仁）学校。学校按新式教育的要求，开设了国文、算术、历史、地理、体育、音乐等课程，在国民革命高潮兴起之后，又增设了“三民主义”。校长陈世乔是既有丰富学识、又有革命思想的青年，此时已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教师里面的甘思藻、吴千晋、尤清风等也都是共产党员。这是一所充盈着进步色彩的学校。
    胡耀邦去镇上读书，这在家里也算一件大事。虽然学费仍由泮宫乐育会供给，但报名费一块银元还要自己交，东借西借总算借到了。母亲也比以前更辛苦了。每天早晨天不亮，她就得给胡耀邦准备红薯丝饭，一半作早餐，一半带去上学。父亲一早就要到文家市去挑煤，胡耀邦就随他一起上路。这一段路坡岗起伏，来回四十里。少年胡耀邦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往返于这崎岖的路上。这一时期的天天长途步行，确实锻炼了他的脚力，使他一直到晚年还保持健步疾走的习惯。放学时碰上坏天气回不了家，有时他就到离文家市较近的外祖父家或姨母家住一宿。
    里仁学堂的诸多课程，为胡耀邦打开了新的天地。他觉得这里的一切都是那么新鲜诱人，强烈的求知欲望使他将各个科目都学得很认真。他勤奋、专心、肯思考，入学不久，在班级里就赢得了好学生的名声，也很快就引起了教师们的注意。此时比他大两岁的表兄杨世俊（后来改名杨勇）也在里仁学堂读书。杨世俊的母亲刘世珍同胡耀邦的母亲刘明伦是堂姊妹，是他的姨母。杨世俊性格外向，骁勇好动，一身虎气，而胡耀邦则显得有些斯文。表兄弟两人虽然性格不同，但很合得来。几十年后，已身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将的杨勇回忆这段学校生活时说：耀邦是好学生，我是淘气包儿，念书他帮我的忙，打架我帮他的忙。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员陈世乔、甘思藻等经常给学生宣讲打倒列强、争取国家独立，农民要组织起来闹翻身，要进行国民运动等等道理。杨世俊对这些道理总是接受得很快，而且能够发挥，所以甘思藻秘密发展杨世俊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后来又成立了共青团支部。甘思藻对年纪尚小的胡耀邦也着意培养，介绍他读《中国青年》上的一些文章，对他讲什么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农民如何受剥削等等。这些，在少年胡耀邦的心灵里，播撒了阶级意识的种子，唤醒了他对革命的朦胧追求。不久，他担任了里仁学堂的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宣传组组长。他既热情又主动地参加教唱革命歌曲、宣传破除迷信等等工作，有时也走到校外，在墙上涂写大字标语：“打倒军阀”“打倒列强”……
    
    三、迎着星火走去
    胡耀邦在里仁学堂读书的头一年，中国大革命运动出现了汹涌澎湃的高潮。
    1926年7月9日，国民革命军在广州誓师北伐。其先头部队第四军叶挺独立团等快速向北推进，李宗仁的第七军、唐生智的第八军也相继出兵，7月中旬打败了吴佩孚部队，占领了长沙。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带动了湖南农民运动的蓬勃兴起。与此同时，毛泽东在广州主持的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大批湖南籍学员，也纷纷赶回湖南，发动和领导农民运动。一时之间，湖南的广大农村，到处建立农民协会，农民们起来闹减租减息，斗争恶霸地主，摧毁封建剥削和统治，那种空前的农村大革命的局面，正像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所说：“其势如暴风骤雨，迅猛异常。”
    早已积蓄革命力量的浏阳，此时农民运动也如火如荼地迅猛展开。1924年，经过共产党人潘心源、田波阳、夏明翰等的发动，浏阳县开始建立起党组织，以后两年陆续发展了三百多名党员，许多镇、乡都建立起了党支部；1926年又建立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不到一年就有二百多团员分布在镇、乡和学校。此时农民协会也普遍兴起。据1926年11月份湖南省各县农民协会会员统计资料，浏阳县有区农民协会二十一个，乡农民协会五百八十六个，会员人数近十四万。乡农民协会数目及会员人数，都居全省五十九个县的第三位。农民协会领导贫苦农民向封建特权和土豪劣绅展开了猛烈的攻击，“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响彻浏阳河畔。随着革命斗争的深入，许多镇、乡建立了农民自己的苏维埃政权组织，甚至赤卫队等武装。
    这场农民运动的风暴，也使中和乡沸腾起来，乡民们兴高采烈地推出立场坚定、公道能干的人担任乡苏维埃和各种革命组织的骨干。胡耀邦的父亲胡祖伦担任了乡苏维埃政府的土地委员，母亲刘明伦担任了乡妇联主任和第八区的妇联主席，哥哥胡耀福担任了共青团支部书记和第八区工会执行委员。胡耀邦的母亲虽然子女众多，家务繁重，生活艰苦，且缠足不利于行，但她深明大义，热心公益事业，教育子女正派做人。担任了妇联领导工作之后，她在发动妇女参加革命斗争、破除歧视妇女的观念、维护妇女的权益等方面，都做了出色的工作，表现了不辞辛苦、沉毅果断的精神。
    无处不在的热火朝天的革命形势，父母、哥哥们投身运动的昂扬激情，都使胡耀邦受到深深感染。在不上课的时候，他也同小伙伴们一起出去作宣传，或者组织少年先锋队队员们拿着红缨枪站岗。这一时期，他也常常去五神岭将军庙舅舅那里。舅舅刘元阶粗通文墨，自学医术，能看点小病。刘元阶开朗豁达，有些驼背，没有妻室，在五神岭将军庙守庙。胡耀邦自从到里仁学堂读书，就常去看他，帮他做些打扫卫生等杂活。刘元阶也很喜欢小外甥胡耀邦，常常给外甥讲些《西游记》《封神演义》的故事。刘元阶不是共产党员，但一向同情革命，乐于为革命活动做些有益的事情。因此，此时浏阳县第八区十三乡的苏维埃政府、工农赤卫队和农民协会，就都把这将军庙作为办公地点，很多会议都在这里召开。胡耀邦每次来到这里，也都主动帮助做些事。那些干部们见他机警勤快，往往派他一些工作，如抄写材料、发通知、送信等等，他都干得很好，总是受到称赞。
    但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清党”反共政变，江、浙、赣、皖、闽等省迅即展开了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的血腥屠杀。虽然武汉的汪精卫方面一时还维持同共产党合作的姿态，但是在湖南的国民党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调动军队，也于5月21日袭击湖南省农民协会及其他革命组织（史称“马日事变”），白色恐怖迅速笼罩省城长沙，土豪劣绅乘势反攻倒算，大革命的成果丧失殆尽。此时，中共湖南临时省委号召各县组织农军，夺回长沙。在省农民协会秘书长柳直荀的组织下，浏阳等县农民集结起了浩浩荡荡的农军，头缠麻布长巾，手持梭镖、火铳，前往参加攻打长沙。然而由于另外十几个县的农军没有按计划赶到，以致这一支农军成了孤军。许克祥的军队依仗先进的枪炮还击，打退了农军的进攻，并在城郊一带对工农群众展开了疯狂的屠杀。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宣布“分共”，国共合作彻底失败。三湘大地顿时乌云翻滚，白色恐怖席卷城乡。重新陷入国民党统治的浏阳，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横遭残酷迫害，每日都有农会的骨干被杀。里仁学堂也被查封，校长陈世乔，教师甘思藻、吴千晋、尤清风等远避他乡，后来陈、吴、尤都被国民党捕获，惨遭杀害。噩耗传来，胡耀邦和同学们曾冒险去老师家中吊唁。胡耀邦几乎每天都会听到一些革命者流血牺牲的消息，他心中郁结着越来越多的悲痛和愤恨。
    继“八一”南昌起义之后，8月7日，中共中央召开了总结教训、因应对策的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会议后，毛泽东作为中央特派员，到湘赣边界发动秋收起义。
    经过毛泽东大量的艰苦工作，9月9日，秋收起义爆发。参加秋收起义的主力，除了原北伐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外，还有浏阳、平江等地的农军，安源煤矿的工人等，共五千余人，统一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下辖三个团，毛泽东任前敌委员会书记，师长为余洒度，卢德铭任总指挥。起义的最初意图是攻取长沙。9月11日，三个团分别从江西修水、铜鼓、安源等地出发，进入湘境，会合平江、浏阳的起义农民，准备向长沙挺进。这时，浏阳的农军在农会组织下，配合起义军占领了浏阳的县城和一些集镇。起义军在醴陵老关、铜鼓白沙的战斗也取得了胜利。但是国民党的军队人多势众，武器精良，分路阻击向长沙进军的起义军，部分起义军遭到较大的损失。毛泽东鉴于敌我力量悬殊，14日，在浏阳东乡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决定改变攻打长沙的计划，下令起义部队三个团到浏阳文家市集中。
    9月19日，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二、三团在文家市会师。师部就驻扎在里仁学堂。当天晚上，毛泽东在里仁学堂后栋一间教室里召开了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会议，讨论进军方向问题。毛泽东主张放弃攻打长沙的计划，师长余洒度等坚持主张取浏阳、攻长沙，会上发生了激烈的争论。由于总指挥卢德铭支持毛泽东的主张，意见渐趋一致，最后通过了放弃进攻长沙、转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农村、山区，寻求落脚点，以保存实力、再图发展的决定。
    9月20日清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仅存的一千五百余人全体集合在里仁学堂操场上，毛泽东向大家讲话，宣布中共前敌委员会关于不打长沙转兵向南的决定。他说，中国革命没有枪杆子不行。这次秋收起义，虽然受了挫折，但算不了什么，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的武装斗争刚刚开始，万事开头难，干革命就不要怕困难。我们有千千万万的工人和农民群众的支持，只要我们团结一致，继续勇敢战斗，胜利是一定属于我们的。他还形象地比喻说，我们现在力量很小，好比是一块小石头，蒋介石好比是一口大水缸，总有一天，我们这块小石头，要打破蒋介石那口大水缸。大城市现在不是我们要去的地方，我们要到敌人统治比较薄弱的农村去，发动农民群众，实行土地革命。
    在工农革命军第一师陆续向文家市集结的几天里，文家市集镇又热闹起来。人们忙着欢迎和慰劳部队，街上的商贩也比往日多了许多。里仁学堂已经停课。这几天胡耀邦也从前一阵子的压抑心情中解脱出来，觉得无比兴奋。他是第一次见到这些从外地开来的革命部队。这支部队有的穿着正规的军服，有的还是工人、农民打扮，背着斗笠，穿着草鞋。他们很有纪律，不惊扰群众。胡耀邦对这支队伍有一种自然的亲近感。他索性晚上不回家了，就住在离镇不远的表兄杨世俊家里，每天同杨世俊和其他一些同学在学校周围转悠，好奇地想看看那些战士都在干什么。这天一早，他和杨世俊听到吹集合号了，他们赶紧跑向学校，但门前有战士站岗，进去不得。他们于是攀上墙头，向里张望。只见战士们一排排肃立，一个个子高高的、瘦瘦的、长发蓬松的人正在一边挥动着有力的手势一边讲话。他知道这就是这几天人们屡屡谈到的毛泽东了。毛泽东讲的话，他不能完全懂得，但那个小石头打破大水缸的比喻却使他印象至深。
    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战略上从进攻大城市转到向农村进军的新起点，少年胡耀邦目睹了这个历史性场面。
    9月21日，工农革命军由毛泽东率领，排列整齐地向南走去。他们此行是沿罗霄山脉南下，向江西进军。一些乡民和许多学生娃子随在队伍后面送行，胡耀邦和表兄杨世俊也夹在人群中。断断续续有人停住了送行的脚步，胡耀邦和几个同学却执着地继续跟着向前走。直到登上了湖南、江西两省交界的高升岭，已是中午时分，在起义军劝阻下，他们才停了下来。
    他们依依不舍地望着这支队伍的背影穿过杂树丛林，渐渐远去。
    浏阳又被国民党占领，共产党的活动转入地下。学校还没有复课。这时候胡耀邦更频繁地去五神岭将军庙，他知道这里仍是革命者的据点。十三乡地下苏维埃政府的领导们也早已知道这个伢子勇敢、机灵、靠得住，便派他组织孩子们暗地里张贴标语，做些宣传方面的工作。于是，他白天躲在舅舅家里帮助写“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国民党”“打土豪，分田地”“实现共产主义”等等标语，晚上就领着一些小伙伴出去张贴。他关照大家不要挨拢了，每个人之间要隔开一段，一旦有情况，大家就可以各自跑开。由于他熟悉文家市到五神岭这一带地形，所以标语能遍布四周村镇。对他们的活动，苏维埃领导很满意，常常夸奖，这使得他们越干越欢，每到天黑时分就不约而同来到将军庙领受新任务。这种到处出现的标语引起了国民党方面的注意，他们派人出来侦察。这些夜色中鬼鬼祟祟的人被胡耀邦发现了，他一方面及时向乡苏维埃领导作了报告，要求加派赤卫队员出去监视敌情，一面自拟了一条“七十二行早回家，晚上杀了莫怪他”的标语四处张贴，意思是奉劝各行各业的人晚上早早闭门，免受杀身之祸，也以此来警示国民党方面人员晚上要老老实实待在家里。在共产党地下活动还保有较强力量的形势下，这个标语果然在一定程度上起了震慑敌人的作用。
    由于胡耀邦有文化，见识广，主意多，当过少先队队长，所以孩子们都把他当作“总指挥”。每逢假日，孩子们总要打听胡耀邦来将军庙没有，如果来了，他们就聚集到将军庙来，胡耀邦也就分派他们任务，或者带他们唱歌，给他们讲各种有趣的见闻。孩子们受着潜移默化的影响，逐渐萌生了对“革命”的信仰和追求。后来，这些孩子的大多数，如胡里秋、余代炳、余代松、郑家象、黄大谦、甘厚煌、余代桂、孙发渠、邓喜贵等人，有的参加了工农赤卫队，有的正式参加了红军，不少人在激烈战斗中献出了年轻的生命。
    
    四、踏上革命征程
    1928年春，浏阳县城里开了一所中学——浏阳县立初级中学。校长吴纪猷是老教育家，曾经留学日本。他的不凡的抱负，就是以新思想新文化培育家乡的子弟。学校设立的课程有国语、英文、代数、物理、化学、历史、地理、美术、音乐、体育等等，这在当地是开风气之先的。学校的二十多名教师，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头脑开明的有志青年。在当时的浏阳县城里，这是唯一的中等学校。它一创办，便以新颖的课程、雄厚的师资和现代的性质，吸引了浏阳和邻县的众多小学毕业生。
    1929年夏，胡耀邦高小毕业了。毕业考试时，他的作文写农民的艰辛，考了第一名。这时正值浏阳中学招考一百名秋季班新生。胡耀邦同父母商量，要去报考。虽然供一个中学生到县城去读书在经济上有很大困难，而且胡耀邦独自在外住校也有些令人放心不下，但开明的父母还是答应了。于是胡耀邦欢天喜地地前去应考。考试的科目是国语、算术、历史、地理和三民主义。胡耀邦考得很不错，发榜的时候，名字赫然列在前十名当中。
    胡耀邦考上了中学，不但全家高兴，村民们也都看作是本村的光荣。在高兴的心情稍稍平静之后，父母又为筹措一年几十元光洋的学费和膳宿费忙碌开来。家里的积蓄有限，少不得卖鸡卖粮，还要借债。姐姐石英为了支持弟弟读书，没日没夜地纺麻，也为他挣了两块银元。这样，十四岁的胡耀邦由哥哥胡耀福背着简单的行李，走了几十里山路，来到浏阳中学。
    少年的胡耀邦很知道用功。他读书认真，肯于思考，勇于提问，作业交得快，学习成绩总是名列前茅。他在课余活动中也十分活跃，参加了校鼓乐队，担任鼓手，他还十分喜爱体育运动，担任篮球队队长。没有多长时间，许多老师就都对这个个子不高、但很有悟性的学生产生了深刻的印象。教英语的俞科盈老师看到他的英语成绩出众，很惊奇这个来自偏僻的南乡孩子有这样高的天分。教国语的周乃经老师一次让他背诵《滕王阁序》，他一字不差地从头背到尾。他后来终生喜好古典文学，跟这时打下的古汉语知识基础有很大关系。他也擅长作文，写得条理清楚，简洁精练。一次，校长吴纪猷从板报学生作文栏里看到他的一篇作文，十分赏识，在全校师生一次集会上给予了表扬。
    胡耀邦对这些老师也怀着纯真的感情。三十多年之后，胡耀邦下放到湖南省湘潭地委任第一书记，一回到浏阳，就寻访当年的老师和同学，但大多早已谢世，或者下落不明，只有俞科盈老师仍然健在，却也不在浏阳，没有见到。1981年，终于得到准确讯息，当时已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立即给老师写了一封信：“得悉您玉体犹壮，健饭如常，儿女都已参加工作，不胜欣慰。我没有忘记您，没有忘记小学和初中的几位老师，因为老师那种正直廉洁和诲人不倦的精神曾经给我以巨大的感染力。”后来，他还把俞老师接到北京去住了多日。胡耀邦“尊师重道”的精神，使俞老师感动不已。
    表兄杨世俊此时也在浏阳中学读书。他们两人都关心时事，喜欢发议论，胡耀邦还时不时在同学中作些鼓动性演说。说来也怪，演说的时候，他就不怎么结巴了。他常常有独到见解，遇到不同观点，他勇于起而争辩反驳。一次，训育主任何震吾上“三民主义”课时说：现在国民革命已经大功告成了，东北三省也易帜了，今后同学们要紧的是努力读书，要安分守己，毕业后为国家做事情，为个人争前途。课后，一些同学议论说何老师讲得很对，胡耀邦却大不以为然。他说，东北三省虽然易了帜，但是日本人的军队还驻在那里，长江里的外国军舰还挂着别国国旗开来开去，咱们湖南的军阀还是换个不停：唐生智打败了，程潜上，现在又来了鲁涤平，将来还不知道谁来做湖南省的新主席。现在列强没有打倒，军阀也没有打倒，天下并没有太平，我们学生要读书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古人不是说“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吗？此时恰好吴校长从这里走过，听了他们的争辩，想不到胡耀邦小小年纪，竟能说出这样一番大道理，越发看重了这个品学兼优的学生。
    1929年12月，胡耀邦回家度寒假。这时候的浏阳农村，革命的力量正重新凝聚。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书记王首道潜来浏阳，恢复和发展党团组织，很快就发展了两千四百多名党员。接着，浏阳县委也恢复了活动，还组织了“浏东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这种日益蓬勃的形势，又一次把胡耀邦吸收到革命组织中来。苍坊村邻近的山村女青年杨贵英当时任中和乡少共（少年共产党即共青团）书记，对胡耀邦在里仁学堂当少先队长时的积极表现早有了解。她找到胡耀邦，发展他秘密加入了青年团。杨贵英全家都是革命者。后来杨贵英和她的父母以及两个哥哥都在同国民党斗争中英勇牺牲，只有大哥杨贵友（杨建新，新中国成立后曾任林业部办公厅主任）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
    青年团员的光荣称号，激励着胡耀邦更加奋发地工作。他写标语，编儿歌，向周围群众介绍共产党、红军的活动情况，认认真真尽着团员的责任。
    1930年春节过后，表兄杨世俊经县委介绍，到平江黄金洞红五军随营学校，正式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从此改名杨勇。表兄正式走进革命队伍，这使胡耀邦既羡慕又神往。
    开学以后，他又回到学校。
    然而此时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1930年4月，驰骋在湘赣边界的彭德怀，在率部攻占了江西万载、铜鼓之后，又进攻浏阳的东门市、文家市。按照中共湘鄂赣边区特委的统一部署，浏阳县委、县苏维埃、赤卫武装在东乡发动了武装暴动。不久，黄公略又率领红六军直逼浏阳，一度占领了浏阳县城。再加上连年不断的蒋桂战争、蒋阎冯大战的影响，浏阳县内充满惶恐和混乱。国民党军四处拉夫，抢掠烧杀，人们已难以安居。浏阳中学一些学生四处避难，一些教师也请假不来，已无法继续开课。于是，一部分学生转移到长沙妙高峰中学上学，胡耀邦也一起去了长沙。
    在长沙读书不久，长沙形势又骤然紧张。原来当时中共中央正受着“立三路线”的控制，要求不断攻打大城市。1930年7月，彭德怀奉命率第三军团攻打长沙，学校又停课。上了不到一年中学的胡耀邦不得不中止学业，辗转回乡，但他已身无分文。走出城去正巧碰到了从浏阳前来配合攻打长沙的当赤卫队团长的堂叔。堂叔给了胡耀邦两块银元，让他随着逃难的人群，赶快回了家。
    从此，胡耀邦结束了正规的学校生活，踏上了职业革命者的道路。
    7月25日，彭德怀率红三军团向长沙发动猛攻，突破一层又一层防御阵地，最后激战于长沙城东阵地，拂晓占领了全城。在随后几天里，成立了省临时苏维埃政府，临时总工会，扩大红军约七八千人，放出了几千名政治犯，长沙城里天翻地覆。然而经过仅仅十一天，8月6日，在强敌的反击之下，又退出长沙，转战浏阳。与此同时，毛泽东、朱德率红一军团由江西直驱湖南，准备会合红三军团以扩大胜利。红一军团主力于8月20日到达文家市，一举打垮了盘踞在这里的何键部第三纵队，击毙第三纵队司令兼旅长戴斗垣。“文家市大捷”后，毛泽东、朱德同彭德怀在永和市会合，成立了红一方面军。一时间，平江、浏阳一带苏区打土豪、分田地、建农会，成立各级苏维埃政府，农民革命的烈火又熊熊燃烧起来。
    胡耀邦回乡以后，由于能“识文断字”，所以很受器重，不久就当上了乡少年先锋队队长兼儿童团团长，以后又做了团支部书记、团区委委员。乡苏维埃召开大会的时候，乡干部文化水平低，有些事情讲不清，很多时候就让胡耀邦出来说说。由于见识多了，胡耀邦也更喜欢演说了。他演说时事，总是详细具体，鼓动性强，农民群众都很喜欢听。在朱毛军团攻打文家市时，胡耀邦率领少先队员们成为支援红军的一支活跃力量。他们为红军送饭送水、查路条、送信、写标语，表现得英勇机智，很受红军喜爱。后来，胡耀邦按照青年团的布置，着力做宣传工作。他组织了一个文艺宣传队，找一些会演会唱的孩子，到八区苏维埃所辖乡村去演出宣传。胡耀邦还自己动手，为宣传队编了一个剧本，名叫《打倒柴山虎》。剧情是：一个贫苦农民进山捡柴，回家路上遇见大恶霸柴山虎的走狗，抢夺这个农民的柴担和柴刀，并将他打伤。这时候，恰巧来了一群砍柴人，拔刀相助，将这伙走狗砍伤。柴山虎得知大怒，纠集反动团总，寻衅报复，烧杀抢劫，逼得农民无路可走，于是纷纷参加了赤卫队。这个剧的反压迫的主题和情节，很打动人。胡耀邦自己也常常登台演出，而且能即兴发挥，经常得到群众的喝彩。
    在局势稳定之后，胡耀邦又生出一个想法，就是要让农村贫苦孩子们都能够上学。当时浏阳县苏维埃政府规定，在全县办各种红色学校，免费入学。苏区范围内的学校也都改为红色学校或列宁小学。胡耀邦根据这个精神，想创办一所“少共列宁学校”。当时少共组织里有两名工作人员，都是胡耀邦的小学同学。胡耀邦同他们商量这个想法，三个人一拍即合。乡苏维埃十分支持他们这个创举，为他们腾房子，找板凳，学校很快开办起来。课程有政治、经济、文化、军训等等，教材是县苏维埃政府统一编写的。胡耀邦担任政治和文化课教员，他讲得生动有趣，孩子们很爱听。学校由于办得有特色，因此受到浏阳少共儿童局的表扬。
    胡耀邦的姐姐胡石英（人们都称呼她石姑）非常疼爱耀邦这个小弟弟。但石姑是个苦命人。她先是嫁给一个姓刘的，婚后备受虐待，屡遭毒打，几乎被打疯，后来又被一纸休书撵回胡家。她整天忧虑地、默默地干活，独自吞噬着内心的痛苦。之后再嫁，在一次分娩后死去。胡耀邦也很爱这个姐姐，姐姐的不幸遭遇给了他很大的精神创痛。他更深切感到这个富人压迫穷人、男人压迫女人的世道太不公平，不打倒封建的制度和习俗，大多数人就永远不能翻身。他越发明确知道了只有跟着共产党闹革命，才能真正改变旧社会。
    思想上的日渐成熟，要求革命的积极表现，日益显露的宣传、组织才干，使上级党组织看到这个少年是个优秀之才。1930年10月，胡耀邦被调到十八区区委做宣传工作。
    不久，中共湘东特委派人前来物色年轻干部。起先选中的是当过团支部书记、很有活动能力的二哥胡耀福，耀福也愿意去。但是父母觉得家庭困难，他是主要劳动力，而且又新婚不久，不愿让他离开。于是来人又把视线移向虽然年少，但是有文化、朝气十足的胡耀邦。稍加考察，便选中了。
    奔向更广阔的天地，这正是胡耀邦的愿望。他对同学说：男儿怎能恋守几亩地几间房，要离家出去闯天下。他虽然对亲人十分留恋，但对革命工作的美好向往，使他决计走上革命征途。
    1930年11月，刚刚年满十五岁的胡耀邦告别了父母兄嫂，迎着初冬的寒风，出发前往江西。他的母亲在哥哥耀福的陪同下为他送行。母亲一路哭着，不断嘱咐耀邦要学会自己照顾自己。她总不肯停步，一直送到数里外的大桥边。耀邦依依不舍地独自走去，他频频回头，看见母亲瘦小的身影还伫立在那里，直到渐渐隐没在雾霭中。
    从此，胡耀邦掀开了他生命的多彩篇章。

胡耀邦同志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党和人民。他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在为党和人民事业的不懈奋斗中，他夙夜在公、呕心沥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书写了无愧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人生，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坚守信仰、献身理想的高尚品格。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心在人民、利归天下的为民情怀。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实事求是、勇于开拓的探索精神。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求真务实、敢于担当的优秀品质。
我们纪念胡耀邦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公道正派、廉洁自律的崇高风范。
——习总书记在纪念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座谈会上的讲话（2015年11月20日）

今年11月20日，是胡耀邦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日。
胡耀邦同志是我党卓越的领导人，曾任党的总书记，主持中央工作。纵观胡耀邦同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立下了不朽功勋。在举国上下纪念胡耀邦同志的光辉事迹和历史性贡献之际，北京联合出版公司推出了三卷本《胡耀邦（1915-1989）》，作为献礼，以示纪念。

本书共分三卷，记述了胡耀邦同志从投身革命，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新中国成立后主持团中央工作和地方工作，到组织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平反冤假错案，再到积极参与制定中央的重大决策和战略部署，推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直至去世光辉而伟大的一生。
胡耀邦同志为党和人民的事业，作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胡耀邦强调要充分认识改革的艰巨性和复杂性，把改革贯穿现代化建设的整个过程，展现出全面推进改革的决心、魄力；胡耀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推动科技、教育、文艺、新闻等各项工作出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胡耀邦强调要规范党内政治生活，严明党纪，整顿党的作风，坚定不移同不正之气和腐败现象作斗争……胡耀邦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一生，是战斗的一生。学习胡耀邦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风范，为我们继续把老一辈革命家开创的伟大事业推向前进指明了方向，激励着我们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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